一

　　你印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几乎和每一个美国人聊天，我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

　　在纽海文城北的一条小河边，一个正在钓鱼的建筑工人说，长城，中国餐馆，人權，中国人很聪明，但政府，不太好。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年的耶鲁大学的女生说，中国人很多，个人空间小；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好奇，经常在背后称她“老外”；还有，她在一个小镇上住旅馆，发现那里的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对外国人戒备心很强。

　　一位曾经在山东聊城一个大学里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回忆充满了温暖，他说，当时在那个小城市里，外国人极少，很多人都认识他，对他很友好。我们一起吃饭他坚决拒绝AA制，而是坚持要请我吃饭，说在聊城他的学生就经常请他吃饭。一个学中文的曾经去过中国的八岁小女孩说，有一次在上海一家餐馆她叫一个服务员“同志”，发现服务员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着她。我告诉她中国很多场合都不再称呼“同志”了，甚至有的地方，“同志”还有同性恋的意思，她惊讶地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一位华裔大学生的回答让我有点不舒服。他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香港人，现在仍有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上海。我们在芝加哥机场同坐一张桌子吃饭，面对黄皮肤黑眼睛，我总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本以为他会很热情地谈论中国，没想到他说，对于你们的国家，我了解很少。他毕竟是美国人，我想，也不能责怪他什么。一位出生在瑞士的华裔女孩则让我非常惊讶，她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而且能背诵大量中国古文诗词，她在自己的简历中开头就说，当然，我是中国人。

　　一位从纽约接我到纽海文的司机抱怨，美国到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多美国人因此失业了。他年轻的时候，康州有很多小工厂，可是，后来，它们都被大企业吞并了，然后，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我告诉他，中国还有很多穷人，社会保障又不好，如果他们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请理解，他们更需要这些工作机会。

二

７月我是在纽约度过的。

　　喜欢在时代广场做一个守望者。找路边一个台阶坐下来，看繁华的霓虹灯下匆匆的行人。曼哈顿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来自这个星球上的各色人群都可以在这里扎下根来，幢幢高楼遮盖了天空，在这短短的两百年里它制造了人类无数的传奇。在这狭窄的街道边，在高楼的脚下，流动着各种颜色的鲜活的面孔。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都是那么遥远。因为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不属于这片土地。

　　喜欢逛纽约的中国城。也不一定是为了买什么东西，而是喜欢逛逛。后来我还真的养成了这个习惯，每次路过纽约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我总会下车专门到中国城溜达一圈。

　　第一次寻找纽约的中国城大概是我到美国三天以后。纽约乱七八糟的地铁很会欺负陌生人，我出了地铁口分不清东西南北，正彷徨间突然看到远处一个让我倍感亲切的标志——麦当劳，于是想，先吃饱了再说吧。

　　麦当劳感觉不如北京的好吃。无意间我抬头看见墙上“福”、“禄”等几个大大的汉字，心里颇为纳闷。走出店门问路人哪里是中国城，回答说这就是。

　　越是往孔子大厦背后走，越能感觉到这里是中国城。到处是汉字招牌，街上行走的几乎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两旁到处是地摊，卖水果、蔬菜、小日用品等。商店橱窗上张贴着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的海报。酒店里二锅头１０美元一瓶，五粮液３５美元一瓶（都是７５０毫升）。蔬菜大都比较贵，最贵的要数中国芹菜，４美元一磅。有一家四川饭馆生意红火，５美元一碗面味道还不错，就是不够辣。

　　纽约８２９反布什游着玻璃水壶。附近的花鸟市场有塑料的喷水壶，可惜它是塑料的。当然，玻璃的水壶易碎。我宽容卖塑料喷水壶小贩所能给的行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在这里住一晚上，但找不到旅馆，听人说的很多小旅馆怎么都找不到呢？还好接近１２点的时候终于有一位湖南人把我带到了一家小旅馆，地下室的一间小房子一晚上１５美元。后来才知道，这些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大都不挂招牌的，因为是非法的。

三

９月，耶鲁开学了，这个小城市的人口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曾经设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英语环境中，但后来发现这不切实际。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每周二下午有一堂课，讲中国的法律改革。虽然课堂上都是英语交流，但这堂课是我们这些访问学者聚在一起的一个机会，课后我们通常会找个借口一起吃饭，然后用汉语痛快淋漓地高谈阔论一番。

　　“城南听松”是我和王利明教授去蹭饭和高谈阔论的地方。这是耶鲁南边的一栋房子，四个中国人合租了下来，以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的谐音构成了这个“客栈”的名字。汪建成老师是北大法学院的刑事诉讼法教授，耶鲁法学院访问学者，是客栈的老大，是“汪core”；彭亚楠是耶鲁法学院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学博士生，虔诚的基子里的光线较差，到门口刚明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督徒，布什的坚定支持者；汪汀是耶鲁法学院的JD学生，八岁从北京来到美国，哈佛本科毕业，布什的坚决反对者；葛云松是北大法学院民法学副教授，耶鲁法学院的LLM 学生，聪明绝顶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这里，人人争着做饭、洗碗、扫地，劳动真正成了一种需要，四个人过着××主义般的幸福生活。“城南听松”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四个人名字第一个字的谐音“棚狗汪汪”。

　　“汪core”长得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教授，倒是真像“老大”，玩杀人游戏脸不红心不跳，自信即使回家养猪也会比别人养得好。他做得一手好菜，谁不吃就是不给面子。当然，最让王利明教授念念不忘的是“汪core”主厨做的从城北小河边钓来的黄鱼。

四

１０月初，中国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来耶鲁法学院访问。中国法中心的人都在忙碌准备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本来他要在法学院发表一次公开演讲，但临时改变了演讲地点并缩小了听众范围，据说是怕人權组织到场抗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议。

　　肖扬院长讲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讲最高法院在司法专业化、人權保障等领域做的努力。他说，期望在未来一两年内能就刑事司法程序进一步改革，希望能够和检察机关合作推动这项变革。美国最高法院奥科纳法官主持了演讲会，这位里根总统提名任职的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女法官和肖扬讨论各自的工作职责的差异，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演讲结束几位教授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问题。格尔教授的问题是，肖扬大法官谈了法院系统内部的改革，但司法改革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那么，司法改革的同时怎样处理司法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关系？肖扬谈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但显然他的回答不能让人满意，身为中国的大法官也不可能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司法和黨的关系。江纳森的问题是，最高法院打算怎样通过司法保护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权利。肖扬回答说根据中国的法律解释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的权力在于全国人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没有权力解释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也不能做出违宪审查。但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权利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演讲会后是一个小型酒会，大家继续交流，我向肖扬提出了我们正在援助的承德陈国清案，批评河北高院的官僚主义。也许他记不得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位从法官去掉大檐帽、穿法袍等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大法官值得我尊敬。

五

新英格兰地区的枫叶红了，纽海文的秋天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湛蓝的天空下一群群雕塑般的石头建筑是古老的耶鲁大学。

　　这个秋季，耶鲁大学举行了很多纪念活动，纪念１５０年前第一位亚洲人在耶鲁毕业。他叫容闳，是一位中国人。很惭愧的是，在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后，我才对这位倍受尊敬的中国人有了一点点了解。

　　１８４７年初，容闳在一个美国教师的带领下乘坐一艘运茶的商船出发，经过９８天的海上旅程之后来到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科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活。１８５０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

　　容闳是穿着长袍留着长辫进入耶鲁大学的。他在晚年时曾回忆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毕业后容闳回到中国，１８７２年到１８７５年间，他先后组织了４批共１２０名中国少年赴美留学，这些优秀学子中的很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在容闳雕像落成典礼上，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瑞莫在致词中说，容闳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获得过耶鲁英语文学奖，他开创了有１５０多年历史的留学先河，通过 “大清幼童出洋肆业局”，他支持和鼓励了很多中国杰出领袖人物的教育。大学毕业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他的精神是耶鲁大学宝贵的财富。

　　为了祖国的文明和强大，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多么让人绝望，７３岁的容闳作为维新派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说，“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站在这位先辈的雕像前，我无法骄傲，一个声音在追问，为什么１００年后我们的祖国还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六

１２月初，弗里德曼教授邀请我到寒冷的威斯康星做一次讲座。晚上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中国农村问题。他曾经在中国农村生活过很多年，非常了解中国基层的官僚体制会不断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近期又看不到改革的迹象，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充满忧虑。其实，我也一样担忧，但我仍然认为，中国正在变化，很多希望或许明天就会出现。他劝我喝白酒，说，河北定县的村民就是这样劝他喝衡水老白干的。那个晚上我喝多了，还好，能控制自己没有表现太多的悲伤。第二天清晨，他开车送我去机场。临别时他轻轻地说，保重，但愿，中国的未来能像你希望的那样乐观。

　　在弗里德曼教授那里，我得知 ** 先生得了癌症。高中时代，先生的报告文学曾是我认识自己国家的一个窗口。如今，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两个月以前刚刚经过痛苦的化疗。

　　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整个下午，先生痴迷地倾听我给他讲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我给他讲一些故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城市，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社会更加开放了。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在北京的家，回忆自家附近那些街道的名字。从五十年代起，先生被划为×派，从１９８８年起，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告别时，先生送出门外。他说，很奇怪，整个下午他都没有感到任何病痛。在回纽海文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我能为老人做点什么。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带来这样一个幸福的下午。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有过太多的政治流的人流中显得陌生。楼房之间隔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亡者。

七

　　格尔教授问我，愿不愿意延长居留期限，他打算安排我一月份去一趟加州，我说，我想回了。对于这位师长，这位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但有一件小事，我从来都不会向他提起。这是我在美国印象最深的经历之一。可它是那么的微小，格尔教授肯定不会记得的，很可能，他从来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过。

　　那是９月的一天，格尔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们家的房子坐落在纽约东部的一个小镇背后，这里是著名的纽约的后院，豪华别墅掩映在大片的树林和绿地中。晚上，我和格尔教授以及他的两个正在学中文的孩子一起看电影，影片的名字是《蓝风筝》，很久以前我听说过这个影片，但从来没有看过。

　　电影透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中国一个家庭从反×运动到文化大×命的苦难遭遇。孩子的父亲被打成×派屈辱而死，孩子的两个继父也先后含冤而死，最后孩子的母亲也被送进监狱。其中一个镜头是这个孩子的继父病了，躺在家里即将死去，孩子的母亲守在床前泪流满面。

　　格尔教授８岁的小儿子突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格尔教授盯着屏幕若有所思，轻轻地说“poor country”。

　　刹那间，我心中像触电了一样，难过到了极点。是啊，那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很多年后，我的故乡泥泞的土路和寒冷的冬季依然跟记忆中一模一样，甘肃会宁地区那个住在破窑洞里的人家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灶台、一张破桌子和一个土炕，贵州铁路边上一个贫穷的山村残破的房墙上新刷的禁毒的标语，鄂西北那个村庄一个即将离世的艾滋病人在绝望中挤出一丝微笑，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我曾经走过的村庄，那些遥远的记忆在这个别人的国家里显得更加清晰。我就生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些贫困属于我，那些苦难属于我。

　　我知道，电影讲述的仅仅是中国的一段历史，我知道，格尔教授没有任何看不起中国的意思，可那是我的国家，我太敏感了，对于中国，真的太敏感了。这些贫困让我痛苦，正如不公正让我痛苦一样。这些贫困和苦难促使我时常反思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不断地痛苦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激进，是否过于懦弱。

八

在人们忙碌着准备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盘算着回国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北京，我已经无法安心做什么。我知道，我会留恋耶鲁美丽的校园，留恋漫过纽海文绿地的钟声，留恋梦境般繁华的时代广场，留恋我居住了近半年的舒适的小屋。但这个国家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知道这样的敏感太过分了，可我无法摆脱。

　　来到这个国家研究选举和宪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法问题，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总是想起那些逝去的年代，那延续百年的呐喊。李鸿章在日本受辱。吉鸿昌在胸前挂着牌子“我是中国人”。宋美龄在国会演讲“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历史太久远所以这场现代化的变革必须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反复复的苦难？

　　今天，那些悲怆的历史记忆早已远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没有完全摆脱先辈们的自尊和敏感。我看到校园里张贴着关于中国人權问题的海报，当有人问我中国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无论他们是多么的善意，我还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回到中国去，不知道又要面对多少求助信件，面对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面临多少愧疚和不安，面临多少猜疑和责难，甚至面临失去自由的痛苦。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但同样需要社会公正。一方面是不正当的权贵，另一方面是弱者被剥夺，遭遇不公正的人无处伸冤，甚至无处控诉。当他们中的少数人忍无可忍来到祖国的首都祈求青天，他们会被抓回去，关到各种名目的“教育站”里，遭受各种侮辱和毒打。我们能做什么？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可我真的担心，少数人承受残暴的苦难无法撑起一个民族的繁荣和未来，我担心这个国家会遭报应的。

　　回到中国去，那是我的家。那个承受了百年动荡苦难的地方，那个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專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经过的时候常看见老人将秽物倒进河制的地方，那个人民正在为追赶文明时代而辛苦劳作的地方，那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那里有沉重的责任，有必须承受的苦难，有一生的幸福和骄傲。

许志永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原帖地址为http://www.fangkc.cn/life/gong-meng-hearing/。本人声明愿承担转载此文所致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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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3日晚10点半，接到短信：“明天公盟地税听证会，24日9时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C3座410房间。若可能，请去见证。”

虽然不是记者，也不是公盟志愿者，但我依然决定前去旁听，以公民和纳税人的名义。

听证的地点——北京市地税局很难找，几乎每一个来旁听的人都找了快半小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栋楼的确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税局将常用的几个入口通通关上了，只留了一个朝东的门。

9点10分，在多绕了一大圈路之后，我到达了东门。门口停了很多车，包括两辆大巴和一辆大面包，有几个保安把守，还有很多穿着白衬衫的人。

似乎有一些人被拦在了门外，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但仍然快步走进了院子，没人拦我。

这栋楼有三个入口，但今天只开了最中间的一个。我走进门，大厅里站了很多人，一个穿POLO衫的男人将我拦住，问我来干什么。

我反问他：“410室是从这儿进吗？我来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不公开，对不住了。”POLO衫男人的话印证了我的预感。

“为什么？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

“没有为什么。”POLO衫边说，边把我请到了门外。

我给南方周末记者赵凌发短信，她昨天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公盟事件的报道。她回复说：不公开，没办法，但他们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涉及国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家，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铆在墙上。第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才可以不公开。

我又给公盟成员之一杨子云记者发短信，她说她在路上，让我在门口等她。

在我站在门外发短信期间，一个保安到我跟前，支支吾吾地说：“您是在这……”我说我是来参加听证会的，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除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我没再理他。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矮个男子走到我跟前，说这是办公场所，请我离开。我说：地税局不是秘密机关，是公民办事的地方，我今天来就是参加你们办的听证会。他说：那不行，你站在这妨碍办公。我问：“谁规定我不能站在这儿的？”他说：“我规定的。”我问：“你是谁？”他说：“负责安全的。”

好吧，反正也进不去，那就去院子门外等吧。这时是9点40。

二

走到院子门口才发现，这里有20余人。一半是和我一样的围观群众，另一半则是穿制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两棵绿色棕树之间是服和穿便衣的人。

在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熟的面孔。想了半天终于记起：那是郝劲松，大名鼎鼎的“打虎英雄”，公益诉讼推动者。

其他的人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大部分都是记者，有几个我认识，也有一些不认识。

此外，还有两个访民，以及一个正在劝他们离开的公盟志愿者。这时我才得知，早在我赶到这里之前，已经有好几批前来声援公盟的访民被许志永等人劝走了。他们当中有结的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石宝宝的父母，有失地的农民，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被侵犯权利却无处申诉的人们。他们都曾得到过公盟的帮助，今天他们想要来帮助公盟。但许志永担心酿成群體性事件，为有关部门留下把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劝人们不要来。

但眼前的这两位访民特别执着，他们不愿意离开，并一再表示：自己是冷静、理智的。

我们这些“不明真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孙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相”的围观群众都是冷静而理智的。既然不让我们进，那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坐着、等着，虽然你们“不公开听证”的决定完全站不住脚。

十点过后，杨子云来了。这时我也不再去想有没有可能进去旁听了，就在外面和大家一起等着吧。虽然不远的地方就停着警车，虽然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维护安全”的人，但大家在一起，多认识几个朋友，聊聊天，也挺好的。

三

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发现门外停着的一辆面包车前后车牌都用白纸遮了起来。他建议：向交管局举报，这是违反交规的行为。

大家给这辆车拍下了照片，擅长举报和投诉的郝劲松拨通了交管局的电话。这时，面包车司机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动静，悄悄把车开跑了。

这车是哪个单位的，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都明白个大概。

一个小小的插曲，一点小小的“胜利”的感觉，让我们稍稍兴奋了一些。

另一些让人兴奋的时刻发生在附近的居民推着婴儿车或是牵着宠物狗路过的时候。有人捏捏小Baby的腿，有人逗逗小狗，这时，孩子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报以善意的微笑。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让人感觉生活如此美好，然而这个世界上却有另一些人却想要禁绝生活，扼杀美好。这是为什么？

10点43分，有一位抱着一大捧鲜花的女人走到地税局门口。我不知道她的花是准备献给谁的，我只知道她没有被允许进入，那些美丽的花儿没有被允许送出。

四

11点多，在我们又饿又乏的时候，终于传来听证会结束的消息。参加听证的律师离开了，许志永则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记者们涌上前去采访，许志永介绍了听证会的情况。听证的结果将另行宣布，但大家知道：结果如何，并不由这场听证会本身决定。

马上，那些“维护安全”的人也围了过来。人越来越多，这时有人凑过来，建议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说，不要阻碍交通。

于是人们簇拥着许志永到了仅一条小路之隔的元大都遗址公园。记者们继续采访，“维护安全”的人们也跟了过来，并且冒出了好多刚才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他们手持DV或数码相机，将镜头对准许志永，对准采访的记者，对准围观群众。

事后，一位南华早报的记者感叹：“这么多DV，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啊！”

有时候，恶可以活得很滋润，善却要被断绝生路。

五

采访结束，大家去吃饭。我本准备就此离开，但杨子云建议我一起吃，我也不想浪费这个和许志永共进午餐的机会，于是就留了下来。

大家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有个身穿紫衣的男人一直跟我们到饭店门口。

许志永说，公盟的房东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要与公盟解除租赁合同。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志永本人租住的房屋的房东也受到了压力，要将租出去的房屋提前收回。他说，如果真的要着么干，他就买一顶帐篷到大街上去睡。

那两位执着的访民也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他们展示了自己写好的标语牌，上书：“访民声援：为国家推进民我她家就有待租的房子，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主法治，为弱者维护公平正义，为公正无私援助社会，敢问公盟有何之过？”

他们听从了许志永和公盟志愿者的劝告，自始至终没有在地税局门前打开这张标语。但他们仍心有不甘地问许志永：访民非常想支持公盟，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许志永回答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都领了，我们始终强调理性和建设性，围观的人太多，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想做些什么，就向身边的人传播公盟的理念吧。

两位访民继续问：有时候公盟是不是显得太软弱？

许志永说：公盟就是这样，别人打我们一巴掌，踹我们一脚，我们不还手，只继续做我们的事。郝劲松插话说：这其实是一种韧性，最不易被打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铆在墙上。第九层楼道高于我的视线，所以没看见什么。在对面五层楼的护栏上，排着倒的韧性。

在许志永看来，公盟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唤醒中国人的良心。他说：如今公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刀刀宰杀的过程，其实就是唤醒公众良心的过程。

举座默然。

公盟是否真的要被彻底宰杀，许志永心里也没底。他可以确定的事有两件，一是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一是不论的孔被大铁钉铆在墙上。第九层楼道高于我的视线，所以没看见什么。在对面五层楼的护栏上，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公盟被不被取缔，他们这样一批人都会继续自己追求民我她家就有待租的房子，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事业。

有记者问：为什么不像郭建梅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那样，找一个组织挂靠？

许志永回答说：我们唯一可以挂靠的，就是良心。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本周一,我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FactCheck”(事实核查),颇感新奇。

一个月前,我曾接受《纽约客》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做一篇人物特写,主人公是我的朋友,北京一家著名杂志的女主编。周一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要向我核查。

对曾采访我的记者,我印象很好。他富有采访经验,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然而这位事实核查员(FactChecker)似更谨严。她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我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而得到我认同的某观点,等等。

接电话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转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我说过,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曾是我们这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女士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读的书。我还曾对记者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很自然地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我向核查员解释了“声音清脆”和“说话大声”的细微区别)；“先闻其声”还包括女主编当年脚穿高跟鞋的走路声———这也没有逃过核查员的眼睛:“你说过她爱穿高跟鞋,对吗?”我忙解释,那是十来年前的事!现在,谁还……电话那边这时传来轻松的笑声:“是啊,现在连年轻人也不爱穿了,太老土了。”

我接受“核查”约半个小时。想到我只是众多被采访者之一,对那位核查员女士的勤勉不禁感叹。放下电话,我即向专家求教,并上网搜索。原来,美国传媒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百年前的普利策时代。《纽约客》杂志专设一个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department),聘请富有经验的人担任事实核查员。这是很有前途的职位,据说担任过事实核查员的人,被媒体聘为总编辑的几率很高。

核查员有其独立性,和被核查的记者无个人瓜葛,核查规矩很严。港大陈婉莹教授,曾在美国作为记者接受过事实核查。她给《村声》周报写稿,交稿时,同时交出所有被采访者的联络方式。核查员向他们逐一去电,文章的内容,包括所引用的被采访者的每句话,被细细核查。《纽约客》等杂志还要求记者交出采访录音。这无疑意味着很高的工作成本,所以“只在一些顶级媒体实行”,陈婉莹说,“太贵了。”

对美国传媒素有研究的展江教授告诉我,这10年来,严格实行这一制度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少。难怪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普利策先生当年“准确!准确!准确!”的名言,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似乎已是飘逝的远烟。是的,愿意投重兵重金去做长线调查报道,并严格核查事实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如今,报得快似乎比报得对更加重要。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先生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认为,网络的崛起必然导致经典新闻理念的坍塌。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后,腾讯网“召集”济南网友提供目击证言,短短数小时,大量准确的事实公之于众,速度和力度均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华南虎”事件,广大网民群起核查事实,最终戳穿谎言。更别忘了,还有个人博客,不畏艰辛担当了事实核查使命。

但毋庸讳言,相反的例证也很多。许多网上的“事实”让人莫辨真伪。虽说网络自有纠错功能,但无情的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的“事实”,多半成了最终的“事实”,无法修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朋友热衷谈论传统媒体的衰落和解体,以浪漫的言辞描述新媒体带来的“革地打击。我收下衣物，挂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鼓楼区的西北处我租了命”,但是对传统媒体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价值和操守,却似有意无意地轻视。在融合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还需不需要从事调查报道的一整套技术和规范?在大学新闻专业,我们如何教育学生?当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将到网络去打拼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课,还要继续讲《大公报》、讲范长江、讲“水门事件”调查吗?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传统课程,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但,如何更新?

新闻的本初命题———“提供准确事实”,正面临强劲挑战。新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如何进行“Factcheck”(事实核查),应该不是一个迂腐的提问。

(作者为传媒学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 杨超)湖北巴东发生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棵绿色棕树之间是灰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员案一直备受媒体关注。昨天两名在巴东县野三关镇采访此案的记者被当地不明身份的人围攻殴打，并被强制写下“未经当地批准不得擅自到此采访”的书面材料，采访获得的录音及照片也被强行删除。

　　昨天(28日)上午11点左右，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正在巴东县野三关镇采访邓玉娇的外婆。采访进行中，四、五个人突然闯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矮矮胖胖的男子。

　　孔璞：正聊着，那些人冲进来先把卫毅的本子扔出去，随后就把我的本子也给撕掉扔出去了。接着就看到卫毅被他们抓起来摁在墙上，看他们打得很厉害我就说：“卫毅你不要动！”因为我怕他动了就会被打得更厉害。接着他们就把卫毅扭出去，接着就把我也拖出去了。

　　卫毅：他们喊着“这里不欢迎你们！”在拉我打我的时候，我手上戴了一串佛珠，佛珠散了一地，我想回去捡那些佛珠他们都不让，态度特别的恶劣。

　　孔璞：打我们人自称是邓玉娇家的亲戚，但邓玉娇的外婆说，她根本不认识他们，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据被打的记者回忆，他们被赶出来之后被强令要求离开。走出一段时间后，女记者孔璞想起雨伞落在邓玉娇的外婆家，于是返回去拿伞。而记者卫毅因为拿手机偷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拍打他的人而招来第二次殴打。

　　卫毅：突然就出现了五、六个人，他们说：“不允许你拍！把你的手机拿出来！”要把那些东西删掉。我死活不给他们手机，他们就一群人扑上来，把我扑到地上，使劲夺我的手机。有个人伸出他的手使劲的掐我的脖子，我都喘不上气了，脖子上现在还有伤痕，指甲也翻了流血了。

　　当女记者孔璞回到邓玉娇外婆家取伞，正准备离开时，又有两男两女闯了进来对她进行殴打。

　　孔璞：正往外面走，突然来了四个人，邓玉娇的外婆看了一眼说“这些人是谁呀？是旅游的吧。”因为看他们的穿着不像是村里人。这些人进来后突然把我的手机抢走，我就和他们争夺手机，被他们拖到院子里，就把我推到一个水坑里。这个时候邓玉娇的外婆特别生气，说“你们怎么能打人呢？！怎么能打女孩呢？！” 邓玉娇的外婆外公赶他们走，他们才走掉了。

　　记者卫毅遭第二次殴打后，被带到一个农户家搜身，打人者抢走了他包里的录音笔、照相机和手机，删除了里面的内容，并要求他写下了一份“情况说明”。

　　卫毅：他们强迫我写一个所谓的“情况说明”。说我未经允许擅自到这里采访。要采访的话要经过县、镇、村相关部门批准。要我保证以后未经批准不要到这里采访。他们本来说写完了就把录音笔等还给我，但写完后他们仍然没有把东西还给我，他们好像在等待，不停地打电话。

　　直到一个小时后，打人者才将录音笔、照相机等设备还给记者，此时是下午三点多。此后不久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和当地宣是些小小干果。住在楼的四层，对面是一幢同样九层的楼,外墙涂了半层的乳胶漆,看得出是在旧房的基础上改造。由于刚搬传，虽然还带点潮。提上裤子，光着上身直去厨房，厨房真没劲随手拿了个东西是个西红柿，右手提了玻璃水壶便向阳台走去，部门赶到现场，据两位记者反映，当时一些殴打他们的人仍在现场没有离去。记者随后联系了巴东县人民政府新闻发、昂贵到有些浪费的首饰铺、酒店以及豪华像酒店的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言水壶把握了最后的呈现机会，反射出光线吸引我，我加了七元钱换下它。此刻房子里的光线较差，到门口刚明亮一点又很快暗人欧阳开平：

　　欧阳开平：听到这个情况后，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已经派专人去现场了解有关情况，现在情况还在核实中，会很快做出一个结论。

　　究竟事实真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孙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相如何？行凶者到底是谁？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事件发展。

咬我爱人以及朋友的，只是几条恶狗。我知道这一点，并且认得这几条狗是谁养的。

孔璞和卫毅从北京出发时，你就已经勒令所有媒体撤回在巴东采访的记者。邓贵大原本就是你养的。是你家的狗。对你而言，邓玉娇的刀子不只刺死了一条狗，也刺穿了你涂抹了几十年的谎言上。你非常清楚。你怕。

恰因为巴东县的土匪们知道你的禁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令，所以他们才敢对记者下手。因为凡是仍然坚守在巴东的记者，都已经违反了你的规定。他们清楚这一点。所以，打吧。因为没有人会找他们麻烦，除了一些民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鼓楼区的西北处我租了间套房，一室一厅简单装意的反弹。——你们不怕民在卧室客厅的衣橱里，每件衣服都隔着一定距离，并且，保持衣橱的门敞开。鼓楼区的西北处我租了间套房，一室一厅简单装意，对吧？几十年了，你们何时怕过呢？

晚上，各个平面媒体的消息反馈回来了。没有人敢报道我的爱人和朋友被巴东县野三关镇殴打的事实。因为媒体都怕你。因为，这两个记者都留在巴东，就已经违反了你的规定。

如焦国标所说，你是所有贪官以及恶势力的保护伞。是你支持了暴行。

你又赢了。可你哪一次赢得不忐忑呢？你会因为你的小小的胜利的得意吗？你会笑吗？你还记得怎么笑吗？我指的是你幼年时在你母亲的怀里饱饮奶水后的表情，你还记得吗？

我以及我的同行们，仍然乐观地履行自己的命运。我们乐观地积累挫折。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我承认，我一次次看到了你的胜利，但其实是你的挣扎。因为你每一个肮脏的胜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恐惧，隐藏着万劫不复。你是在与时间为敌。刘少奇说过，你们会被写进历史的。

你的罚已经开始，如果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你的罚甚至在你的罪实施之前就已经开始。你那一天不是在恐惧和谎言中度过的呢？

而我们，只会更加相爱。爱这个世界。那怕清晨一滴叶脉上的露水都让我们欣喜。你不会懂得这种感觉。

七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５公里，都叫“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这段路，有闲置的电影公司、昂贵到有些浪费的首饰铺、酒店以及豪华像酒店的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５公里到底有多少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片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３个人，也有好几千，可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显然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像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村间下摆过膝的孝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象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孙女的地方。本访处、人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盆子在阳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像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一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像机太小，我真怀疑能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中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录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铆在墙上。第九层楼道高于我的视线，所以没看见什么。在对面五层楼的护栏片拍摄者温某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不料在采访９１岁的老基子里的光线较差，到门口刚明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盗栏杆外已经飘起了雨。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家就有待租的房子，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８万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者分头潜入天晕头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家就有待租的房子，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安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两棵绿色棕树之间是灰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带点潮。提上裤子，光着上身威的危机。
　　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 ** 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８月１１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Ｔ恤衫和短裤象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最矮的成年人，４３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人，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家就有待租的房子，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安在马路上日夜执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５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象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一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至３１日完稿于成都

认识两个做杂志的朋友，认识很久了，却疏于往来，一年之中见一两次面，偶尔互致短信问候一下，仅此而已。

做杂志，对他们其实已经是“过去时”。至少在眼下，他们做的事情已经和杂志无关。只因曾经同为传媒圈中人的缘故，即使久未谋面吧，也总还有一些牵挂。

两个朋友做杂志，都在各自的刊物里鲜明打下过自己的印记。记得报界一位前辈说过，不想留下烙印的主编，不是好主编。这句话显然是化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而来。而我的朋友竭尽全力于办刊，却分明另有一种急切在:急欲从愚昧和流俗的泥淖中拔身而出，为公众阅读建立起回归常识的秩序与标准。

我不知道，这样的标准是否“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种言说中，反复听人提起了“回到常识”几个字，心中自不免惕惕然:历经三十年漫漫之归途，常识的回归之旅呵，依然还是“在路上”。

我不知道，朋友的急切用心是否操之过急了？反正是，办刊办到后来，我的两个朋友都不得已放弃了做杂志这门行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不再被提起，他们似乎从传媒的江湖中消失了。

在现实中，常识敌不过谬误，每每也变成一种“常识”。遇到这样的现实，总不免让人气馁。就像其中一个朋友，执意要把杂志做成有品质的读物，尽管杂志社不甚有名气，尽管差旅费抠得非常紧，朋友却执意要去做一件所费不菲的事:去寻访那些曾经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老人，尽管他们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甚至隐姓埋名形同文物。这样做的后果几乎不难预见:有品质的读物需要时间去培养，而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别样解读下，如何赚快钱成了杂志主编的当务之急。不肯就范者，惟有出局。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常识和谬误的交锋，就这样窘迫地降临到我的朋友身上———为了坚持理想，不得不放弃媒体:为了维护常识，不得不舍弃职业。在许多同行都忙于追求体面生活的时尚潮流中，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很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会不会迹近于某种程度的自我放逐？我因此而惴惴。

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朋友似乎销声匿迹了。间或听人说，一个去了大学做研究，而另一个，按年纪，似乎也该含饴弄孙了吧。我闻之默然，这样的归宿，合乎常理，倒也不坏。

偏偏这两位，都是不爱按常理行事的人。就在前些天，冷不丁约好了似的，一前一后，不期而至。一个是行囊在身，风尘仆仆，另一个脸蛋晒得通红，带来了野外的气息。

前一位，果然在和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做课题，但那是“副业”，主业却颇类于他从前做的刊物，只是省却了印刷的环节，直接就和目标受众见面了———朋友当了志愿者，直接把各种知识和信息带到乡间，与乡民共享。他给我讲述了教农民开会的情形，当农民们学会按照议事规则解决彼此的问题时，开会，就不再是台下对台上的仰望，不再是“一言堂”的滔滔不绝，也少了无休止的扯皮，而是目光和目光平行的对视，心灵与心灵平等的交流……他的讲述透着质朴和沉静，有一种久违的真切，让我感到新鲜。他却说:“本来都是最基本的常识，不去说，不去做，很容易人们就会习非为是了。”是呵，回到常识，不也包含了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吗?

另一位，见了面不多寒暄，送给我一件礼物:一只汉白玉做的光滑小脚丫，脚背上趴着一只小小的蝉。她用惯常的爽朗截住了我的询问，“这是在滇西的小镇买的。知道什么含义么?呵呵，知足常乐呀。”知了和足，配搭成形，有点望文生义，倒也稚拙有趣。我喜欢。

朋友刚刚从“二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上归来。虽然那段逶迤山脉和悲壮往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在浮华的当下，它们的落寞却是注定的。不过，对于我的朋友却是例外。她雀跃的神情告诉我，她还在默默谨守着和那些世纪老人、世纪往事的约定。这些年，为“赴约”而奔走于途，所费想必不菲，所获也定然可观罢。这么想着，我竟隐隐地有些妒忌了。记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那会儿，她从众人的视线里消失了大半年，不声不响写出一本书《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听说刚直的老将军已经多年拒绝媒体采访了。有熟人读此书而咋舌:“吕正操耶!还活着耶!”继而愧怍地笑。我也感愧怍:同是做媒体，我不如她。当她不做媒体时，我还是不如她。

我喜欢那只小脚丫，晶莹如洗，温润如玉，摩挲于掌心，有一种了然释然的感觉，时时提醒我，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一直在路上。

原文：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8685 

（1）2008年的第一个新闻是陈冠窸窣声，如同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希的艳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经过的时候常看见老人将秽物倒进河水，还在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照门，最后一条是 ** 的腐烂的尸体。看上去，这好象是性爱死去的一年。

（2）前几天，跟龚方雄做叶蓉的节目，这位莫名其妙成了新闻人物的摩根大通总经理说，他让人把今年发生的所有事情集结在一起，算一下发生的概率，得出的结论是150万亿分之一。史上罕见的“小概率之年”。

（3）今年还是最漫长的一年。天灾人祸，外忧内患，如果要算一下比例，大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外忧，七分内患。不知道这样说，是否严厉了一点。

（4）对于蓝狮子出版来说，今年的成绩比去年翻了一番，“天下不幸诗家幸”。

（5）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他进而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夫子所言极是，这就是变革的必要性。

受难者顾准也说，“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

（6）在《激荡》中，我还用过易卜生的一句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7）2009年，希望自己仍然能够坐得住，守得牢，断得清。前辈张季鸾教王芸生说：“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高山仰止，当毕生摹之。

（8）今天晚上参加东方早报的年会，要唱《花开在眼前》。

ilovemilk [新加坡, 星和宽带] @ 2008-12-8 13:10:24
连岳：
我是一个在国外生活的24岁的女生，通过看牛博的一些博客文章（比如这篇），了解你们的一些新闻人的经历（比如你的 PX项目里经历的一些），我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感觉到很怕很怕。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做新闻的人，最好是那种此文一出惊天下然后地球改变运行轨道什么的，反正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个世界会因为新闻的迅速透明的传播而变得好。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i have to confess,我跟你们比起来，跟你们这些勇敢的人比起来，我非常非常的胆小，很怕。我怕要是真的做了一些揭穿黑暗的事情，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就会受到一些想不到的待遇。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勇气，可是我不知道该怎样也像你们一样毫不畏惧。
你有变勇敢的秘诀吗？
milk

milk：

我在PX项目事件期间，确实怕过，但我不希望这种“勇敢”被高估，在一整年时间内，我一直在写专栏、更新BLOG、和朋友吃饭喝酒，既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意味着压力是正常人可以承受的，在此情境下，有大把媒体人可以做我的事情，我不过是恰好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

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做媒体人不要有风险意识，事实上，风险可能比许多国家大，程益中、喻华峰他们就是例子——这是最勇敢者的下场（受难者还有李民英、邓海燕，请参阅维基南都案）。我一直认为其他媒体人欠他们一个情，我们受益于他们的受难。如果真的想做新闻，可能对这个最坏的结果要有所准备。

一篇再重要的文章，推动的进步都是有限的，甚至过几天看，它又退回去了，你又得把它往前推，这种韧性是媒体人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吧。你不要在此时否认自己，想，我用的力、受的罪都白白浪费了……只有你放弃，才算是浪费，你再次用力，原来的就是基础。

制造恐惧感，以后一直会是主要的统治技术。一个国家，很难做到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比非警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察多，很难做到监视者比被监视多，它不可能把每一个说真话的媒体人判刑监禁，它不可能把每一个上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访者送进精神病院，即便想这么做，也支付不出这个成本，它只会通过折磨少数人制造恐惧，这个恐惧虽然不会落到大多数人身上，但是它无形地监禁了大多数人。所以罗斯福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那我们的对应就简单了，尽量不理会这种恐惧，你越正常，恐惧统治术就越无力。正如你说的，世界会因为新闻的迅速透明传播而变得更好，传播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不像程益中、喻华峰们那么勇敢，你也能传播，多一个人传播，就稀释一分恐惧，那些站在我们前面的人、那些站在我们后面的人，都少了一分危险。

做一个好的媒体人，并不需要太勇敢，不恐惧到无法行动，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勇敢秘笈。

连岳

2008年12月8日

昨天，《南都周刊》的沈玎在采访中开玩笑说：一直在文章里说广州好，为什么不搬回广州住？

我只好说，厦，光着上身直去厨房，厨房真没劲随手拿了个东西是个西红柿，右手提了玻璃水壶便向阳台走去，哗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门也挺好的。

广州的好与厦，光着上身直去厨房，厨房真没劲随手拿了个东西是个西红柿，右手提了玻璃水壶便向阳台走去，哗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门的好不同。我可以住在厦，光着上身直去厨房，厨房真没劲随手拿了个东西是个西红柿，右手提了玻璃水壶便向阳台走去，哗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门，给广州的媒体写稿，我一直觉得，这是幸运。

我还是愿意住在厦，光着上身直去厨房，厨房真没劲随手拿了个东西是个西红柿，右手提了玻璃水壶便向阳台走去，哗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门。广州的好，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不害怕丢失了。

其实我指的广州说的是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报业。
2000年的某一天，我这个新人到南方周末报道（编辑部是11楼还是12楼，我竟然已经忘了），走进江艺平的办公室，作为一个只在地方党报呆过的、没见过世面的新闻傻逼，见到江艺平之前的瞬间，脑子里在想要如何称呼她。
我不愿意叫她“江总”或者“江总编”，因为我觉得只有在争权夺利、把媒体当成官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淅淅沥沥的水滴。“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我要发芽，我要场在混的地方，才好这口——我真是有够蠢的，不过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直愣愣地戳了一两秒，我大声地朝办公桌后的她叫道：江艺平！
她笑着让我坐下，然后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告诉我要好好珍惜南方周末这个平台。
说话的时候，有个编辑送大样进来，叫了一声：“江老师”。
我心里追悔莫及，原来可以叫“江老师”。
在南方报业呆了两年，后来再没有进过她的办公室。当然这没有什么遗憾的，我甚至连范以锦的面都没见过。他们缺你几句景仰的话？不缺。他们能你给什么新闻秘笈？不能。多半是平平淡淡聊几句天。
他们只不过用很漫长的经历告诉你，新闻应该这样做，媒体人应该这样当。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知道了。
这就足够了。这些外力不能剥夺。
以后再没机会见他们，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