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被采访者：周瑞金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被采访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来源：FT中文网本文原载SOHO中国的内刊《SOHO小报》，FT中文网获得SOHO中国授权刊登此文，在此致谢。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昨天晚上和小伟在杭州文华酒店的顶楼聊天，他提到一个我感同身受的观点：“策划是毒药”，或者用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不专注的策划是毒药”，因为主意出来很容易，但是会有牵涉进去非常多的设计，产品，开发，市场，客服，甚至是管理者的时间进去，而方向，一不小心就偏离公司应有的航道。

小伟举了个例子，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动身要去西湖，也就是4小时的步行路程。
出了门，忽然朋友拉住，说要请吃饭，吃饭也就吃了，反正是白吃。
刚吃好饭，酒足饭饱，忽然又有人说，恭喜中奖，那边有一万块钱领。
有钱不领好像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于是跑过去，兴高采烈的拿了一万块钱回来。感觉很有成就感。
于是一路上，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到西湖估计两天都过去了。

对于我们的诱惑也很多，一会儿是CCTV，一会儿是这个门户，一会儿又是电信。。。各种各样的机会，好似免费的晚餐，天上掉的钱，如果不专注，很容易左一个原型，右一个谈判的，让我们远离正常的轨迹。

除了抵御外部的诱惑，还要抵御外部干扰。刘韧最近写了关于论坛里面雇枪手的事情，就说的是这回事儿。时不时的，会有些负面消息在不用注册的匿名论坛里面蹦出来。对于这些事情，也要专注。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在高架上面开车的时候，一遇到堵车，总有人习惯性的用前大灯闪呀闪呀，恨不得让前面的车都长了翅膀飞出去。遇到这种主，忽略后面的闪灯和喇叭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若是亮起刹车灯，他另外一个车道，你加速堵住，两个人干上，危险不说，还有可能走错了路。何必呢？

专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要理会诱惑或者干扰，坚持时间长了，就有收获。

豆瓣使用Python做程序的。豆瓣的应用足以证明，Python完全可以和java C#等语言并驾齐驱。而广为应用的PHP在Python面前几乎没有任何价值。PHP简单，其实用过Django的人，都知道Python Django要比PHP Smarty的优美好多，开发效率高出不止是几倍。而对于大型程序，PHP基本上就像陷入了泥潭。

有着众多支持技术的Java J2EE是目前Web最强悍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技术让人眼花缭乱。虽然Java的强大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但是我不喜欢java，他的按部就班和繁琐，着实让人烦恼。而过分依赖与Microsoft 的C# .net也不是，我最佳的选择。

Rails on Ruby我也很喜欢，但是不太喜欢他的语法。我相信Python是最好的。Django 和 TurboGears都是不错的选择。Zope / Plone也可以试试用下。

javaEye站长。JavaEye是一个有着每日500万请求的技术网站。

在老冯同学的博客上看到的文章。里面介绍说豆瓣网站的情况如下：
一台Web服务器运行Lighttpd，每天处理2500万个request，峰值每秒处理1000个request；
一台应用服务器运行Python，每天处理500万PV；
数据库服务器运行MySQL，负载情况没有介绍。
我对比了一下JavaEye网站的服务器运行情况，我们是一台Web+应用服务器，一台数据库服务器，如下：
Web服务器运行Lighttpd，每天处理430万个request，峰值每秒处理150个request，平均每秒处理50个request；
Web服务器运行Ruby 1.8.6 + Rails 1.2.6，每天处理70万动态请求(去掉404，301状态的请求，只统计200的)，如果算PV的话，去掉RSS订阅请求，AJAX请求，估计PV在60万左右；
数据库服务器运行MySQL，CPU负载不高，在5%-30%之间波动。
豆瓣的Lighttpd峰值每秒处理1000个request，到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Lighttpd本身就是设计能够并发处理上万个request 的。但是豆瓣用单台服务器支撑500万动态请求，确实是很惊人的数据！看阿北介绍说，豆瓣的应用服务器是一台单颗双核AMD Opteron，JavaEye的Web服务器是两路老的单核的AMD Opteron，主频是2GHz，豆瓣的应用服务器是新的单颗双核AMD Opteron，主频不详。
目前JavaEye的Web服务器运行Lighttpd，Memcached，Email Server和Ruby的FastCGI，除了ruby之外，其他应用消耗的CPU资源都极少，Web服务器在峰值期间的CPU负载在35-50%之间波动，非峰值期间回落到20-30%。假设应用程序不做针对性优化，我估计这台服务器可以支撑到100万到120万PV，但要更高就很困难了。不过 JavaEye要达到这样的访问量，估计还得一年时间。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不过设想到这样的程度，我到宁愿加一台服务器立马解决问题，而不是投入人力去费时耗力的优化程序代码。
豆瓣使用的Python性能要比Ruby好很多，但即便如此，在同样硬件条件下，用Python支撑到500万以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像的是大量运用了页面的局部缓存，以及对程序和框架的优化达到了极致，这一点，不得不佩服豆瓣的技术人员的性能优化水准和所下的功夫。
不过，对于豆瓣只用一台应用服务器支撑500万PV，我觉得没有必要。豆瓣有2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增加一台服务器一次性开支不超过1.5万，每年托管费多支出0.5万而已，九牛一毛。但在今天一个资深程序员月薪都要超过1.5万的情况下，为了节省这点钱而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深度优化而投入的人力成本，远远超过2万元。豆瓣新版本刚上线的一段时间之内，网站访问速度非常缓慢，最近速度慢慢的提升上来了，似乎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干吗不多部署几台应用服务器，让用户从一开始就享受良好的速度体验呢？而用一台应用服务器支撑，等着优化程序代码来提升访问速度呢？CSDN网站每天有600多万访问量，比豆瓣的访问量略高一些，CSDN有30多台服务器，其实服务器少不见得就有多好，服务器多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用投入硬件的方式可以解决的性能问题，总是会比软件优化方式来得成本低。

事实上，在2006年就曾出现类似现象——由于国际出口光缆受台风、地震影响，MSN无法漂洋过海连接到美国的服务器。而仅仅在中国境内，今年也发生过另外两次严重“断网”事件：5月19日，江苏、安徽、广西、海南、甘肃、浙江六省同时断网；6月25日，广东、上海、四川、云南等地方普遍无法打开网页。

每一次断网，都让人们重新认识网络，也开始反思如何建立自身与互联网世界的关系。

网络，强壮而虚弱

1979年电影 《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主角在描绘太空浩淼时用了一连串朴素但震撼人心的形容词：“大、真的很大、超出想象的巨大”。如果形容今天的互联网，实在想不出比这串形容词更恰当的表述。

互联网的价值，在于用户数量多到了一个“临界点”——人们愿意参加进来的临界点。当一个QQ用户受到好友推荐开始使用MSN时，如果发现好友列表中空无一人、或者只有寥寥数人，他十有八九会放弃MSN，继续回归QQ阵营。

听上去道理再简单不过，但这就是网络的基本哲学：每个人从网络取得的价值，取决于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用户越多，对个体价值越大。

从这一共识出发，P2P就成为典型的网络应用。除此之外，现在所说的云计算，也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当用户足够多，并成为一个传输节点，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时，网络就愈发强大，也更不容易被切断。

颇有意思的是，回溯互联网的诞生初衷，正是为了应对类似今日的断网。

众所周知，互联网开始于美国军方。1969年，当美国国防部开始阿帕网计划时，他们只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如果正常的通讯线路被破坏，能不能马上诞生替代产品？

其时正是美苏对立，为了解决萦绕心头的恐惧，美国人定下了目标：建立一个没有中心，但有许多交叉点的网络。这样即使某个地方被切断，信息还能绕道，哪怕是通过最遥远的道路来传递到目标。

如果按照网络的最初理想，中国今年几次大范围断网，似乎还都算不上全局断网。有的只是涉及到几个省，有的发生在全国，但只有MSN等服务受损。这样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网络的确经得起考验。

加州大学的约翰·多利教授和其他7位同事对互联网的脆弱性曾做过一次探讨，并写成了论文《互联网强壮而虚弱的本质》。他的观点如同题目所表露的，即使主干网和主服务器等关键点是互联网的“阿克琉斯之踵”，但互联网依然是被碎片化、局域网化，而不会全军覆没。

不过，互联网的初创者恐怕没想到，即使不是全局性的通讯问题，也会引起强烈反应——他们低估了现代人对网络的依赖。

作为语言的网络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水井，是传统社会中最富诗意的象征。一口小小的水井，能够聚集起一个村落的男男女女，取水之外，还能静静地坐着聊天。现代社会的自来水扼杀了这种诗意，但喧闹的城市中，还是预留着广场和咖啡馆。

互联网构筑了地球村，也割断了地方联系，人们在电脑前与陌生人讨论房价，却不知道隔壁的老两口是不是有儿女。“生活在别处”，成为多数人的写照。

在网络政治学者凯斯·桑塔斯看来，这种“生活在别处”的网络体验有致命的危机，会让互联网更加碎片化，从心理上成为局域网。

MSN无法登录时，狂热的MSN使用者总能找到办法：他们可以使用Meebo这样的网页登录，即使这样依然受到电缆影响，他还可以加Tor（代理软件）来连接，绕开中美之间的海缆，从欧洲或其他地区接入。

问题是，当你连接上网络的时候，其他人依然离线。这时的感触，其实与刚刚安装好任何新的聊天工具感受类似。

断网，断掉的不仅仅是物理连接，而是对日常传播的打断。这更像一种失语症——由于神经的损伤，我们忽然不能表达、接受和理解意义。

语言没有主人，没有绝对的管理者，只有约定俗成的规则，为沟通而生。互联网同样也只是一种逻辑，通过TCP/IP、HTTP等普通人并不熟悉的通讯协议，组成一个对话的惯例系统。

电脑间的差异和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光是操作系统，就有Windows、Unix、Mac、Linux等等，而硬件更是千差万别。要在这种差异中寻求对话，需要的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体系，这就是语言产生的背景。

可能有人会提醒，构成互联网的，还有物理载体，比如电缆、计算机、路由器……但别忘了，人类使用语言的时候，也一样要发声、书写文字。这些，也是物理载体。

因此网络成为人类的又一种语言。不是用笔或嘴巴来表达，而是用电脑；不是用语法规则，而是用普通人并不关心，但客观存在的各种网络协议来交流。

所以，人们给这些协议一个美丽的比喻：牵手协议，人们在地球村由此牵手。

这样就不难理解，当网络成为语言时，一旦被断开，就相当于取走了人们的发声器官，或者说，拿走了我们手中的笔，只能对自己说话，对真空说话。只是这个时候，人们已经遗忘了水井，也忘记了咖啡馆和广场……

文化批评家波兹曼的话有必要重温：“我们要记住不用电脑时能够做些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还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

中国的生活很舒适

　　狄沛：这20年来，我常常来中国。我对中国最深的感受是：变化太快，到处都是乐观的态度，我在德国、在欧洲都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中国的生活比在德国的生活好得多。西方一直强调服务，我到了中国才知道，中国真正是一个服务型社会。我在中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非常便宜。当然，由于工资水平不一样，可能外国人觉得便宜，中国人还是觉得不便宜。

　　邱尔金：我身边的许多俄罗斯人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外国，还感觉是在俄罗斯，尽管很多人不会汉语。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完全不一样。最近，莫斯科成为世界最昂贵的城市。在莫斯科，我们就不能像在北京一样随便下馆子。

　　安思乔：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都不能否认，我们在这儿过的生活要比在本国的生活好很多。就连很多可以选择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也都选择了回国，成为海归，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也表明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中国现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很多。不过，还是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教育和医疗等许多问题。这里面有个分配的问题。

　　艾瑞克:我曾经把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作一个比较。如果以房屋价格为标准来比较的话，在中国1万元人民币的生活，大概相当于美国1万美元的生活。

　　狄沛：有一件事情说起来可能有点好笑。我觉得在这里生活，呼吸没有问题。我夏天回德国休假，夜里却睡不着了。有人就开玩笑说，你可以到北京的卫生局去为北京的空气做宣传。其实可能是德国的空气很干净，反而不适应了。

　　安思乔：很多外国人都开玩笑说，到了中国才开始吸烟，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跟外面的环境配合一致。因为吸外面的空气就跟吸烟一样，需要通过吸烟来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

　　艾瑞克：我第一次从中国回美国的时候，当时我已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回国之后，感觉像戒烟一样，经常咳嗽，每天起床都很不舒服，就是想吸烟。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才觉得好多了，但这时要回北京了。回到北京之后，又觉得空气太不好了，要不了多久又会习惯了。

堵车是因为开车的人太笨

　　安思乔：我觉得住在北京这个城市，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有的时候特别堵车，有的时候又特别顺畅。

　　艾瑞克：很多城市都很堵车，北京堵车不是因为车太多，而是因为开车的人太笨。比如一个十字路口，每个人只管自己，别人一概不管。结果，大家都挤在一块，到什么方向的车都有，挤在中间的车一动也不能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在西方国家我没有看见过。

　　邱尔金：造成堵车的一个很大原因还是开车的人没有互相尊重，不考虑别人是否方便。喇叭都很响亮，与行人抢道都很常见。

　　艾瑞克：我在美国的时候过马路没有闯过红灯，到了中国就经常闯红灯，因为闯红灯比等绿灯更安全。很多人往右拐，往左拐，根本不关心你。好几次我等绿灯时，就觉得差点要被撞死了。

　　安思乔：如果在美国右拐，先必须停一下，然后再拐。但是中国人开车都是一下子就拐过去了。

　　狄沛：比起堵车来，我更不习惯中国人随地吐痰。现在好像随地吐痰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1985年来北京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在控制随地吐痰的现象，如果随地吐痰就会被罚款。于是，随地吐痰的人就少了，可是现在又开始多了。

评价中国不能用外国的标准

　　安思乔：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太方便谈中国人的这些行为，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公共汽车站，车一来，人都冲上去，很多人加塞儿。在外国人看来，这应该排队啊。但我们老觉得这只能是本国的人可以去谈，外国人总是去谈你们的文明有点不礼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的硬件建设现在很多都到位了，可很多软件都没有到位。北京有很多五星级饭店以及高档次的各种餐厅，人不少，服务态度也不错，但服务员不够灵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只能听上面的，这导致很多误会产生，给客人带来很多不方便。

　　狄沛：在中国办手续还是不太方便。我要去采访人，必须通过外办，他们要问很多问题，需要采访提纲，手续非常复杂。如果我要采访政府部门的人，就更麻烦了。其实，我的这本杂志是宣传中国的，所以我有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必须这么复杂。

　　艾瑞克：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没办法。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面谈了很多北京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很多的结果就是没办法。我们单位要派一个新的记者到北京，需要改一下签证。我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人家说不行。后来，一位外交部的官员帮我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如果没有外交部的人帮忙，那也只能是没办法。现在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在北京，如果你不认识人，太多的事情都是没办法。

　　安思乔：在常驻中国的外国人看来，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因为有的时候不受法制的制约，有的时候可以越位，寻找自己的办法，整个社会就像一个谜团一样，有一种神秘感。

　　狄沛：这种没办法的现状不是中国的特点，哪个国家都有，德国也有。在德国，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他就说没办法。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中国的特点，评价中国不能用外国的标准，而是要看中国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历史，有什么文化。外国人喜欢犯一个错误：总认为别人不走我们的道路就是不对的。

　　邱尔金：我同意这个观点，在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不过，如果一个中国人到了俄罗斯，他遇到的问题会更多。

　　喜欢中国速度

　　艾瑞克：我喜欢中国，是因为这儿改变很快。拿我在美国的家乡来说，如果我离开那儿4年，一切都还是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北京，除了故宫和中南海，其他一切都在改变。昨天，我还听到有人说，要把天安门广场改成公园。

　　狄沛：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速度印象很深。柏林15年前就在讨论要建一个新的机场，现在还在讨论，可能还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决定下来。没有这个机场，也没有到北京的直航。关于商店开门时间的问题，在德国也讨论了很长时间。在中国，这种问题不会存在，不管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修机场、盖房子很短时间就完成了。

　　安思乔：我最享受的一点，还是在人际关系上，在中国交朋友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顾虑，都敞开了心交往。美国是一个比较寂寞的国家，太强调个体化。

　　邱尔金：我比较喜欢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很友好。

　　艾瑞克：我希望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重视保护一些老房子。如果去英国，他们会带你去很多老房子，他们会说，你看这个楼，现在是一个商店，不过有500年的历史。而现在北京要找一些老胡同，可能只有在后海有了。第二要保护环境，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也是在30年前才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本栏目由《创业家》杂志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及新浪网合办，主持人和嘉宾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

　　主持人

　　牛文文：《创业家》杂志社社长

　　梁冬：太美科技控股执行董事长、总裁

　　策划

　　周一：《创业家》 高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嘉宾

　　陈永红：赛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李捷：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区域总经理

　　林志鹏：捷赛厨电(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英杰：优利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区业务总监

　　王超：澳信传媒 CEO总裁

　　谢犁：渣打直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汤雪梅：数字壹佰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晓艳：Accenture China 外包业务总监

　　臧力：饭统网总经理

　　商业本身是冰冷的，创业原本是枯燥的，但是一旦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从彼此的经历和故事里去发现创业的新奇，去解读商业，这件事就变得有趣起来。

　　从2008年10月起，由本刊、新浪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全新商业谈话类栏目“创业潭”已经举办了十期。十个月中，每一次商学院同学的聚首都能就不同话题直抒胸臆、畅所欲言。

　　“创业潭”的十期中，商业的各个元素都能成为同学们讨论的内容，从创业到创新、从商业到生活、从业态到决策……十期下来，“创业潭”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性格—“谁给了你创业的基因”、“冬天 里如何人性化裁员”、“中国外包走向尖峰”、“在旅行中提纯自己”、“模仿是创新的捷径”……也许等到“创业潭”第100期的时候，所有的讨论会凑成一个精彩的中国商业图谱，里面不仅有解读商业的密码，更有发生在商业世界里的精彩故事。

　　本期“创业潭潭主”特请回了往期参与讨论的嘉宾，重回商学院，共同讨论一个我们一直回避的话题—“在商学院我们无法学到的东西”。中国的创业家们通常会用很不屑的口吻讲一句话：“一个商学院的学生能做什么呢。”他们的言外之意简单明确，商学院教不了中国商业智慧，商学院教不出成功创业家。

　　这是事实吗？究竟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在商学院里无法学到的？

　　学“术”无法得“道”

　　“道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层面，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商业领域，有人把它们解释为战略和战术，有人把它们理解成价值观和方法论。无论怎样，这二者影响着公司的运营和创业者的判断

　　梁冬：德鲁克讲过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在纽约地铁里面碰到他的女友，两个人都很高兴，在不同的电梯上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结果两个人还是错过了。德鲁克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有时候跑得快不见得是跑得好。我们自己做公司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开始跑得快的好像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了，其实未必是好事。阿里巴巴开始也不知道它以后要做淘宝，百度也不知道它会做竞价排名。但是只有把每一件应该做的事都做好了，自然也能够做到正确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坐而论道术，打酒化桑麻”，听听大家对“道与术”的见解。

　　王超：“道”是战略，“术”是战术。道中有术、术中有道，二者不是割裂开的，它们其实是一个整体。实际上一个公司的“道”出了问题，是会导致顷刻间的毁灭。而“术”不成的公司，会是慢性失败，过程不会太剧烈，但是结果是注定了的。

　　臧力：“道”是给企业一个方向，而“术”是做正确的事。最后来看，“道”是没有办法验证对与错的，而“术”是能够被验证的。无论企业面临多少选择，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然后走下去。所以企业的领导人直觉很重要，他要确定一个方向，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后就能成功。这就是“道术合一”。

　　李捷 ：我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道”是价值观，这件事你该不该做？“术”是方法论，不管这件事正确与否，我都要把这件事做到极致。你可能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但是你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坚持，最后还是可以有不错的结果。

　　但有些事情的本源就是错的，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有问题。比方说安然公司，它之所以财务造假，是因为它的高管期权方案，也就是它的管理层希望通过操作股价获取超额利润。这从价值观来讲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它虚增的收入使它的财务报表很好看股价做得很高。归根结底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正确了。

　　再比如沃尔玛。沃尔玛很成功但是它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它的赢利是建立在把上游供应商的所有剩余利润都压榨掉。这是一个很好的“道”跟“术”的问题，从“术”的层面讲，它把利润最大化是没错的，但是从“道”的层面讲，这个企业很难走远。

　　谢犁：雷曼输就输在它的“术”上。2007年第四季度的时候衍生品已经占了公司利润的60%，当时所有人都不舍得放弃，就想再做一年。就这一年，导致它倒闭。我们的CEO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到坟墓里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前面救了贝尔斯登，后面救了摩根士丹利、美林，就是中间没有救我们雷曼兄弟。”我认为一个公司的失败总结都会跟“道”有关，但是很大原因是“术”没有做好。

　　牛文文：从应用层面上理解，“道和术”是“企业家和商业模式”的关系。“道”是创业家的素质，而“术”是商业模式。去年以来，投资界有几个失败的案件，全部都是跟创业者有关。他们没有与他们的商业模式共存亡的决心。在创业这个领域上，创业家精神或者素质最重要，商业模式不重要。有很多商业模式都非常漂亮，但有人做的成，有人做不成。核心在于创业者的耐心和决心。

　　陈永红：我理解“道”是价值观，所以我认为来商学院上课的人其实都已经过了可以塑造他“道”的阶段。来商学院上课的人岁数应该是30~43岁之间，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些人都已经形成了他思维的定式和习惯，来商学院无非是想学到更多应用性的东西，所以在“道”上，很难去同化他们。实际上有些知识是可学、有些是不可学的，我觉得“术”是可学，“道”是不可学的。实际上人的成长过程之中，“道”已经自然形成了，而在商学院去学习更多“术”的东西是完全可行的。

　　汤雪梅：由于自己在创业，所以我认为“道”也好“术”也罢，都是要跟企业发展阶段和所处环境有关系。比较大型的成熟企业，会更关注于“道”；而初创期的企业，会更多侧重于“术”。如果一个公司在开会的时候讨论更多的是产品，那说明你是处于创业期；但如果这个公司更多的是在说理念、愿景，那这个公司已经进入成熟期。商学院教的很多东西都适合于大公司，而绝对不适合创业企业。我发现自己做老板以后，商学院的理论都用不上了，但是对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很适用，所以商学院的课程是来培养职业经理人的，而不是创业家。

　　刘英杰：我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个金融家在海边看到一个渔夫在钓鱼，于是建议渔夫每天多网些鱼然后雇工人、开公司、多挣钱，挣了钱以后买大房子，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渔夫反问：“那我现在不正在晒太阳吗？”这个故事里就蕴含着“道与术”的问题，无论哪种方法都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过程中的自我感受，快乐与否只有自己能知道。所以，很多人说创业很快乐，但我觉得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做好也是一种创业。

　　王超：拿围棋来做例子最恰当。中国围棋界有个重要的人物是吴清源先生。吴先生有一本书叫《中的精神》，这本书里有他对围棋的理解。围棋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两个人下必然有一个人赢，一个人输，这是一个胜负游戏。他讲的中就是中国的中，和是和解的和。但是吴老先生讲的中的精神是什么？他说下棋要取中和之道，意思是说在任何局部，都可以不下过分之招，只让自己不亏，但是最终却是会赢的。他这个中和，我认为是“道”。他的目的还是要赢，他怎么赢呢？他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总取中庸之道，取中和之道的话，对手必出错误。对手出错，你就有机会战胜对方。这是吴先生的理解。

　　你还会看到一种情况，吴先生在棋道上被公认为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吴先生和初段选手下却也可能输，为什么？因为岁数大了的吴先生的算路已经不行了。“术”就是算路，就在局部对杀的时候，就要拼算路。

　　对于企业家来说，你认为企业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因为他的“术”强，是因为他更容易抓住别人的错误，所以最后用“术”来解。

　　东方基因在哪里

　　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差异决定了在商业运作上，我们与西方也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过去的黄金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大多是借用西方的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手法，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经历成长的危机。中国能否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基因、东方世界级企业？如果中国企业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改进呢

　　牛文文：过往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沿用美国有的商业模式，靠着美国来的VC和PE在美国上市，完成了一个公司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这些都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但现在这些企业很多都在经历危机。请大家考虑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国创业者怎样才能出现东方式的创业。

　　林志鹏：我认为我们很难避免走西方这条路。比如说合同法的出台，咱们慢慢地照着合同法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中国也会变成一个高消费的社会，企业成本也会提高，慢慢地也跟西方企业一样面临困难。

　　谢犁：我感觉东方的优势就是文化力量很强，而西方是制度优势很明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我们中国目前的失业率、社保能力、人口的收入和物价水平来说，中国可能会有无数人在街头饿死，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纽带，家里的人会救济失业的人。但是这个情况在西方，就必须靠社会的福利转移制度。中国的企业有做得很大的，但是却很少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公司却能做到，因为印度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制度国家，它的法律非常完善，我们在印度投资就会很放心，签署的合同都会被执行，因为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签的合同再完美，心里都要悬着。我不仅要跟被投资的企业家有交情，还要跟他的朋友熟识，用道德上的约束力来保证合同的执行。中国有很多非商业化的规则，这也说明了中国内生文化的强大。

　　在西方，因为边界清楚，所以风险很小，交易的成本最低。中国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有一个统计，全球500强的公司里头，CEO是印度人的，大概有90家；在全世界100所好的大学里，印度人做校长的大概有25家，但是中国显然有差距。

　　李捷：在中国，你要想让企业成功，企业家要有足够大的人格魅力去成为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就很困难。但反过来讲，一旦这样的企业成功，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所有的企业的运行和资源都依靠企业家。但是在西方的体系下就有一个很严格的治理结构，董事会、CEO和股东三者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不允许有CEO的权力凌驾在股东之上。可是中国的企业家脑子里不太有股东的概念，他们觉得这企业全是自己的。马云自己就说：“我不缺钱，这些人给我钱，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中国的创业者经过风险投资、Pre-IPO最后上市，但是在他们心里是认为风险投资的钱只是拿来用用。也就是说，他们奉行的游戏规则是西方的，但内心是东方的，他们很享受成为精神领袖的感觉。

　　王晓艳：中国文化，从来都是集体是第一位，个人是第二位的。中国所有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其背后实质都是“国字头”的，是集全国之力，而不是凭借某位领袖的智慧或是商业运作手法上的成功。这种差异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假如说真的一下改变了，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印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几乎和每一个美国人聊天，我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

　　在纽海文城北的一条小河边，一个正在钓鱼的建筑工人说，长城，中国餐馆，人權，中国人很聪明，但政府，不太好。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年的耶鲁大学的女生说，中国人很多，个人空间小；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好奇，经常在背后称她“老外”；还有，她在一个小镇上住旅馆，发现那里的警察对外国人戒备心很强。

　　一位曾经在山东聊城一个大学里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回忆充满了温暖，他说，当时在那个小城市里，外国人极少，很多人都认识他，对他很友好。我们一起吃饭他坚决拒绝AA制，而是坚持要请我吃饭，说在聊城他的学生就经常请他吃饭。一个学中文的曾经去过中国的八岁小女孩说，有一次在上海一家餐馆她叫一个服务员“同志”，发现服务员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着她。我告诉她中国很多场合都不再称呼“同志”了，甚至有的地方，“同志”还有同性恋的意思，她惊讶地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一位华裔大学生的回答让我有点不舒服。他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香港人，现在仍有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上海。我们在芝加哥机场同坐一张桌子吃饭，面对黄皮肤黑眼睛，我总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本以为他会很热情地谈论中国，没想到他说，对于你们的国家，我了解很少。他毕竟是美国人，我想，也不能责怪他什么。一位出生在瑞士的华裔女孩则让我非常惊讶，她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而且能背诵大量中国古文诗词，她在自己的简历中开头就说，当然，我是中国人。

　　一位从纽约接我到纽海文的司机抱怨，美国到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多美国人因此失业了。他年轻的时候，康州有很多小工厂，可是，后来，它们都被大企业吞并了，然后，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我告诉他，中国还有很多穷人，社会保障又不好，如果他们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请理解，他们更需要这些工作机会。

二

７月我是在纽约度过的。

　　喜欢在时代广场做一个守望者。找路边一个台阶坐下来，看繁华的霓虹灯下匆匆的行人。曼哈顿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来自这个星球上的各色人群都可以在这里扎下根来，幢幢高楼遮盖了天空，在这短短的两百年里它制造了人类无数的传奇。在这狭窄的街道边，在高楼的脚下，流动着各种颜色的鲜活的面孔。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都是那么遥远。因为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不属于这片土地。

　　喜欢逛纽约的中国城。也不一定是为了买什么东西，而是喜欢逛逛。后来我还真的养成了这个习惯，每次路过纽约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我总会下车专门到中国城溜达一圈。

　　第一次寻找纽约的中国城大概是我到美国三天以后。纽约乱七八糟的地铁很会欺负陌生人，我出了地铁口分不清东西南北，正彷徨间突然看到远处一个让我倍感亲切的标志——麦当劳，于是想，先吃饱了再说吧。

　　麦当劳感觉不如北京的好吃。无意间我抬头看见墙上“福”、“禄”等几个大大的汉字，心里颇为纳闷。走出店门问路人哪里是中国城，回答说这就是。

　　越是往孔子大厦背后走，越能感觉到这里是中国城。到处是汉字招牌，街上行走的几乎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两旁到处是地摊，卖水果、蔬菜、小日用品等。商店橱窗上张贴着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的海报。酒店里二锅头１０美元一瓶，五粮液３５美元一瓶（都是７５０毫升）。蔬菜大都比较贵，最贵的要数中国芹菜，４美元一磅。有一家四川饭馆生意红火，５美元一碗面味道还不错，就是不够辣。

　　纽约８２９反布什游行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在这里住一晚上，但找不到旅馆，听人说的很多小旅馆怎么都找不到呢？还好接近１２点的时候终于有一位湖南人把我带到了一家小旅馆，地下室的一间小房子一晚上１５美元。后来才知道，这些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大都不挂招牌的，因为是非法的。

三

９月，耶鲁开学了，这个小城市的人口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曾经设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英语环境中，但后来发现这不切实际。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每周二下午有一堂课，讲中国的法律改革。虽然课堂上都是英语交流，但这堂课是我们这些访问学者聚在一起的一个机会，课后我们通常会找个借口一起吃饭，然后用汉语痛快淋漓地高谈阔论一番。

　　“城南听松”是我和王利明教授去蹭饭和高谈阔论的地方。这是耶鲁南边的一栋房子，四个中国人合租了下来，以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的谐音构成了这个“客栈”的名字。汪建成老师是北大法学院的刑事诉讼法教授，耶鲁法学院访问学者，是客栈的老大，是“汪core”；彭亚楠是耶鲁法学院宪法学博士生，虔诚的基督徒，布什的坚定支持者；汪汀是耶鲁法学院的JD学生，八岁从北京来到美国，哈佛本科毕业，布什的坚决反对者；葛云松是北大法学院民法学副教授，耶鲁法学院的LLM 学生，聪明绝顶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这里，人人争着做饭、洗碗、扫地，劳动真正成了一种需要，四个人过着××主义般的幸福生活。“城南听松”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四个人名字第一个字的谐音“棚狗汪汪”。

　　“汪core”长得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教授，倒是真像“老大”，玩杀人游戏脸不红心不跳，自信即使回家养猪也会比别人养得好。他做得一手好菜，谁不吃就是不给面子。当然，最让王利明教授念念不忘的是“汪core”主厨做的从城北小河边钓来的黄鱼。

四

１０月初，中国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来耶鲁法学院访问。中国法中心的人都在忙碌准备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本来他要在法学院发表一次公开演讲，但临时改变了演讲地点并缩小了听众范围，据说是怕人權组织到场抗议。

　　肖扬院长讲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讲最高法院在司法专业化、人權保障等领域做的努力。他说，期望在未来一两年内能就刑事司法程序进一步改革，希望能够和检察机关合作推动这项变革。美国最高法院奥科纳法官主持了演讲会，这位里根总统提名任职的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女法官和肖扬讨论各自的工作职责的差异，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演讲结束几位教授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问题。格尔教授的问题是，肖扬大法官谈了法院系统内部的改革，但司法改革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那么，司法改革的同时怎样处理司法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关系？肖扬谈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但显然他的回答不能让人满意，身为中国的大法官也不可能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司法和黨的关系。江纳森的问题是，最高法院打算怎样通过司法保护宪法权利。肖扬回答说根据中国的法律解释宪法的权力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没有权力解释宪法，也不能做出违宪审查。但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宪法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宪法权利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演讲会后是一个小型酒会，大家继续交流，我向肖扬提出了我们正在援助的承德陈国清案，批评河北高院的官僚主义。也许他记不得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位从法官去掉大檐帽、穿法袍等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大法官值得我尊敬。

五

新英格兰地区的枫叶红了，纽海文的秋天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湛蓝的天空下一群群雕塑般的石头建筑是古老的耶鲁大学。

　　这个秋季，耶鲁大学举行了很多纪念活动，纪念１５０年前第一位亚洲人在耶鲁毕业。他叫容闳，是一位中国人。很惭愧的是，在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后，我才对这位倍受尊敬的中国人有了一点点了解。

　　１８４７年初，容闳在一个美国教师的带领下乘坐一艘运茶的商船出发，经过９８天的海上旅程之后来到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科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活。１８５０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

　　容闳是穿着长袍留着长辫进入耶鲁大学的。他在晚年时曾回忆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毕业后容闳回到中国，１８７２年到１８７５年间，他先后组织了４批共１２０名中国少年赴美留学，这些优秀学子中的很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在容闳雕像落成典礼上，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瑞莫在致词中说，容闳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获得过耶鲁英语文学奖，他开创了有１５０多年历史的留学先河，通过 “大清幼童出洋肆业局”，他支持和鼓励了很多中国杰出领袖人物的教育。大学毕业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他的精神是耶鲁大学宝贵的财富。

　　为了祖国的文明和强大，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多么让人绝望，７３岁的容闳作为维新派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说，“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站在这位先辈的雕像前，我无法骄傲，一个声音在追问，为什么１００年后我们的祖国还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六

１２月初，弗里德曼教授邀请我到寒冷的威斯康星做一次讲座。晚上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中国农村问题。他曾经在中国农村生活过很多年，非常了解中国基层的官僚体制会不断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近期又看不到改革的迹象，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充满忧虑。其实，我也一样担忧，但我仍然认为，中国正在变化，很多希望或许明天就会出现。他劝我喝白酒，说，河北定县的村民就是这样劝他喝衡水老白干的。那个晚上我喝多了，还好，能控制自己没有表现太多的悲伤。第二天清晨，他开车送我去机场。临别时他轻轻地说，保重，但愿，中国的未来能像你希望的那样乐观。

　　在弗里德曼教授那里，我得知刘宾雁先生得了癌症。高中时代，先生的报告文学曾是我认识自己国家的一个窗口。如今，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两个月以前刚刚经过痛苦的化疗。

　　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整个下午，先生痴迷地倾听我给他讲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我给他讲一些故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城市，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社会更加开放了。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在北京的家，回忆自家附近那些街道的名字。从五十年代起，先生被划为×派，从１９８８年起，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告别时，先生送出门外。他说，很奇怪，整个下午他都没有感到任何病痛。在回纽海文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我能为老人做点什么。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带来这样一个幸福的下午。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有过太多的政治流亡者。

七

　　格尔教授问我，愿不愿意延长居留期限，他打算安排我一月份去一趟加州，我说，我想回了。对于这位师长，这位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但有一件小事，我从来都不会向他提起。这是我在美国印象最深的经历之一。可它是那么的微小，格尔教授肯定不会记得的，很可能，他从来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过。

　　那是９月的一天，格尔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们家的房子坐落在纽约东部的一个小镇背后，这里是著名的纽约的后院，豪华别墅掩映在大片的树林和绿地中。晚上，我和格尔教授以及他的两个正在学中文的孩子一起看电影，影片的名字是《蓝风筝》，很久以前我听说过这个影片，但从来没有看过。

　　电影透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中国一个家庭从反×运动到文化大×命的苦难遭遇。孩子的父亲被打成×派屈辱而死，孩子的两个继父也先后含冤而死，最后孩子的母亲也被送进监狱。其中一个镜头是这个孩子的继父病了，躺在家里即将死去，孩子的母亲守在床前泪流满面。

　　格尔教授８岁的小儿子突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格尔教授盯着屏幕若有所思，轻轻地说“poor country”。

　　刹那间，我心中像触电了一样，难过到了极点。是啊，那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很多年后，我的故乡泥泞的土路和寒冷的冬季依然跟记忆中一模一样，甘肃会宁地区那个住在破窑洞里的人家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灶台、一张破桌子和一个土炕，贵州铁路边上一个贫穷的山村残破的房墙上新刷的禁毒的标语，鄂西北那个村庄一个即将离世的艾滋病人在绝望中挤出一丝微笑，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我曾经走过的村庄，那些遥远的记忆在这个别人的国家里显得更加清晰。我就生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些贫困属于我，那些苦难属于我。

　　我知道，电影讲述的仅仅是中国的一段历史，我知道，格尔教授没有任何看不起中国的意思，可那是我的国家，我太敏感了，对于中国，真的太敏感了。这些贫困让我痛苦，正如不公正让我痛苦一样。这些贫困和苦难促使我时常反思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不断地痛苦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激进，是否过于懦弱。

八

在人们忙碌着准备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盘算着回国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北京，我已经无法安心做什么。我知道，我会留恋耶鲁美丽的校园，留恋漫过纽海文绿地的钟声，留恋梦境般繁华的时代广场，留恋我居住了近半年的舒适的小屋。但这个国家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知道这样的敏感太过分了，可我无法摆脱。

　　来到这个国家研究选举和宪法问题，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总是想起那些逝去的年代，那延续百年的呐喊。李鸿章在日本受辱。吉鸿昌在胸前挂着牌子“我是中国人”。宋美龄在国会演讲“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历史太久远所以这场现代化的变革必须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反复复的苦难？

　　今天，那些悲怆的历史记忆早已远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没有完全摆脱先辈们的自尊和敏感。我看到校园里张贴着关于中国人權问题的海报，当有人问我中国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无论他们是多么的善意，我还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回到中国去，不知道又要面对多少求助信件，面对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面临多少愧疚和不安，面临多少猜疑和责难，甚至面临失去自由的痛苦。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但同样需要社会公正。一方面是不正当的权贵，另一方面是弱者被剥夺，遭遇不公正的人无处伸冤，甚至无处控诉。当他们中的少数人忍无可忍来到祖国的首都祈求青天，他们会被抓回去，关到各种名目的“教育站”里，遭受各种侮辱和毒打。我们能做什么？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可我真的担心，少数人承受残暴的苦难无法撑起一个民族的繁荣和未来，我担心这个国家会遭报应的。

　　回到中国去，那是我的家。那个承受了百年动荡苦难的地方，那个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專制的地方，那个人民正在为追赶文明时代而辛苦劳作的地方，那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那里有沉重的责任，有必须承受的苦难，有一生的幸福和骄傲。

许志永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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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3日晚10点半，接到短信：“明天公盟地税听证会，24日9时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C3座410房间。若可能，请去见证。”

虽然不是记者，也不是公盟志愿者，但我依然决定前去旁听，以公民和纳税人的名义。

听证的地点——北京市地税局很难找，几乎每一个来旁听的人都找了快半小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栋楼的确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税局将常用的几个入口通通关上了，只留了一个朝东的门。

9点10分，在多绕了一大圈路之后，我到达了东门。门口停了很多车，包括两辆大巴和一辆大面包，有几个保安把守，还有很多穿着白衬衫的人。

似乎有一些人被拦在了门外，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但仍然快步走进了院子，没人拦我。

这栋楼有三个入口，但今天只开了最中间的一个。我走进门，大厅里站了很多人，一个穿POLO衫的男人将我拦住，问我来干什么。

我反问他：“410室是从这儿进吗？我来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不公开，对不住了。”POLO衫男人的话印证了我的预感。

“为什么？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

“没有为什么。”POLO衫边说，边把我请到了门外。

我给南方周末记者赵凌发短信，她昨天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公盟事件的报道。她回复说：不公开，没办法，但他们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才可以不公开。

我又给公盟成员之一杨子云记者发短信，她说她在路上，让我在门口等她。

在我站在门外发短信期间，一个保安到我跟前，支支吾吾地说：“您是在这……”我说我是来参加听证会的，法律规定听证会应该公开举行，除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我没再理他。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矮个男子走到我跟前，说这是办公场所，请我离开。我说：地税局不是秘密机关，是公民办事的地方，我今天来就是参加你们办的听证会。他说：那不行，你站在这妨碍办公。我问：“谁规定我不能站在这儿的？”他说：“我规定的。”我问：“你是谁？”他说：“负责安全的。”

好吧，反正也进不去，那就去院子门外等吧。这时是9点40。

二

走到院子门口才发现，这里有20余人。一半是和我一样的围观群众，另一半则是穿制服和穿便衣的人。

在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熟的面孔。想了半天终于记起：那是郝劲松，大名鼎鼎的“打虎英雄”，公益诉讼推动者。

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有几个我认识，也有一些不认识。

此外，还有两个访民，以及一个正在劝他们离开的公盟志愿者。这时我才得知，早在我赶到这里之前，已经有好几批前来声援公盟的访民被许志永等人劝走了。他们当中有结石宝宝的父母，有失地的农民，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被侵犯权利却无处申诉的人们。他们都曾得到过公盟的帮助，今天他们想要来帮助公盟。但许志永担心酿成群體性事件，为有关部门留下把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劝人们不要来。

但眼前的这两位访民特别执着，他们不愿意离开，并一再表示：自己是冷静、理智的。

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都是冷静而理智的。既然不让我们进，那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坐着、等着，虽然你们“不公开听证”的决定完全站不住脚。

十点过后，杨子云来了。这时我也不再去想有没有可能进去旁听了，就在外面和大家一起等着吧。虽然不远的地方就停着警车，虽然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维护安全”的人，但大家在一起，多认识几个朋友，聊聊天，也挺好的。

三

围观群众中，有一个眼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发现门外停着的一辆面包车前后车牌都用白纸遮了起来。他建议：向交管局举报，这是违反交规的行为。

大家给这辆车拍下了照片，擅长举报和投诉的郝劲松拨通了交管局的电话。这时，面包车司机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动静，悄悄把车开跑了。

这车是哪个单位的，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都明白个大概。

一个小小的插曲，一点小小的“胜利”的感觉，让我们稍稍兴奋了一些。

另一些让人兴奋的时刻发生在附近的居民推着婴儿车或是牵着宠物狗路过的时候。有人捏捏小Baby的腿，有人逗逗小狗，这时，孩子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报以善意的微笑。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让人感觉生活如此美好，然而这个世界上却有另一些人却想要禁绝生活，扼杀美好。这是为什么？

10点43分，有一位抱着一大捧鲜花的女人走到地税局门口。我不知道她的花是准备献给谁的，我只知道她没有被允许进入，那些美丽的花儿没有被允许送出。

四

11点多，在我们又饿又乏的时候，终于传来听证会结束的消息。参加听证的律师离开了，许志永则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记者们涌上前去采访，许志永介绍了听证会的情况。听证的结果将另行宣布，但大家知道：结果如何，并不由这场听证会本身决定。

马上，那些“维护安全”的人也围了过来。人越来越多，这时有人凑过来，建议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说，不要阻碍交通。

于是人们簇拥着许志永到了仅一条小路之隔的元大都遗址公园。记者们继续采访，“维护安全”的人们也跟了过来，并且冒出了好多刚才没有见过的陌生面孔。他们手持DV或数码相机，将镜头对准许志永，对准采访的记者，对准围观群众。

事后，一位南华早报的记者感叹：“这么多DV，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啊！”

有时候，恶可以活得很滋润，善却要被断绝生路。

五

采访结束，大家去吃饭。我本准备就此离开，但杨子云建议我一起吃，我也不想浪费这个和许志永共进午餐的机会，于是就留了下来。

大家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有个身穿紫衣的男人一直跟我们到饭店门口。

许志永说，公盟的房东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要与公盟解除租赁合同。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志永本人租住的房屋的房东也受到了压力，要将租出去的房屋提前收回。他说，如果真的要着么干，他就买一顶帐篷到大街上去睡。

那两位执着的访民也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他们展示了自己写好的标语牌，上书：“访民声援：为国家推进民主法治，为弱者维护公平正义，为公正无私援助社会，敢问公盟有何之过？”

他们听从了许志永和公盟志愿者的劝告，自始至终没有在地税局门前打开这张标语。但他们仍心有不甘地问许志永：访民非常想支持公盟，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许志永回答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都领了，我们始终强调理性和建设性，围观的人太多，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们真的想做些什么，就向身边的人传播公盟的理念吧。

两位访民继续问：有时候公盟是不是显得太软弱？

许志永说：公盟就是这样，别人打我们一巴掌，踹我们一脚，我们不还手，只继续做我们的事。郝劲松插话说：这其实是一种韧性，最不易被打倒的韧性。

在许志永看来，公盟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唤醒中国人的良心。他说：如今公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刀刀宰杀的过程，其实就是唤醒公众良心的过程。

举座默然。

公盟是否真的要被彻底宰杀，许志永心里也没底。他可以确定的事有两件，一是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一是不论公盟被不被取缔，他们这样一批人都会继续自己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事业。

有记者问：为什么不像郭建梅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那样，找一个组织挂靠？

许志永回答说：我们唯一可以挂靠的，就是良心。